类似情况在其他行政区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省级立法机关能否将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下一级国家机关权力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作出规定？由此引伸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立法机关能否将应当由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同级政府制定规章？建议在修改立法法的过程中通盘考虑这些问题。
律注或律解，是各条正文的必要注解，一般以小字夹编在各律条相应的文字之间。六部中，只有刑部有司法的职责。
一般说来，吏律所规定的犯罪与吏部监督管理的事务（官吏任用、考核、管理）相对应，户律所规定的犯罪与户部监督管理的事务（人口、土地、财政、税收的管理）相对应，礼律所规定的犯罪与礼部所监督管理的事务（礼仪、典礼、祭祀秩序的管理）相对应，兵律所规定的犯罪与兵部所监督管理的事务（军政、边防、宫卫管理）相对应，工律所规定的犯罪与工部监督管理的事务（工程营造及水利管理）相对应。"[12]这一条，从文字数量上看，也许刑事性规定的文字并不多于民事性文字，但主旨仍然是刑罚之法。至于刑律，情形比较特殊。（五日）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坐赃）二等，一半入官，一半给主。如张晋藩先生写过《清代民法综论》[6]，李志敏先生写过《中国古代民法》[7]，孔庆明先生等写过《中国民法史》[8]，都认为中国古代有民法。
此后律文中夹存的小字注解，实际上都是官方统一作出的正式注解。b.妻年五十以上仍不立庶长子的行为。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民法未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在合同解除上赞同直接效果说，不赞同给付物的返还由法律行为引起的观点，坚持对于恶意第三人不宜优惠保护，通过下文的分析还会发现物权立即复归不损害交易安全，因而赞同物权立即变动说顺理成章。
这确实存在着美中不足。）星野英一教授申明，如果特定物物权的移转是根据契约规定而发生，那么，物权当然因契约的解除而回复，通常并不需要为物权回复而作出法律行为（所谓物权行为）。刻意消除拟制而牺牲公平及便利，有本末倒置之嫌。判断我国法上的解除效果究竟采取了何种学说，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仅仅看到了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有溯及力，便会发生恢复原状的效果这个关系中的原因和结果相互的位置，未注意到决定或者影响法律设计的因素这个层面的原因和结果相互的位置。）（2）通说认为，如持续的债之关系业已进入履行阶段，返还双方收受的给付，而回溯清算在过去已履行的给付义务，既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在经济利益上亦不合时宜。
）笔者认为，判断一种学说是否可取，仅仅凭该学说本身具有逻辑力量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在于它必须融合于所处的法制之中，必须符合规范目的，应当与相关的法律制度衔接配合得当。我们知道，结合此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当得利可以有如下两种类型：一是利益为占有给付物的不当得利或者利益为给付物登记的不当得利，二是利益为给付物所有权的不当得利。由此可见把"恢复原状"一律解释为不当得利返还，且否定物权请求权的性质，违反不当得利构成的要求。的确，日本存在着复原性的物权变动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7条、第9条、第24条、第25条、第30条、第31条、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2004年10月15日审议稿）（第10条、第28条、第29条、第34条、第35条、第36条）都坚持了这个精神。违约解除，只要不是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而将合同解除，而是解除权行使的结果，那么，给付物返还就是合同解除的当然法律效果，不存在所谓"债权合同"。依据间接效果说或折衷说，尤其是在奉行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法制下，物权立即复归难有立锥之地，复原性物权变动的观点有可能形成，在日本民法学上已经变成了现实。而无效的合同等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这显然是过分保护了恶意第三人，忽视了给付人的所有权。）一种有意义巧合之间的关系是由同步性（ simuitaneity） 和意义（ meaning） 联系起来。
（注：[日]星野英一：《日本民法概论·Ⅳ·契约》，姚荣涛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版，第81页。"（注：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617-618页、第617-618页、第620页、第620页、第588页、第625页、第622-623页、第624-625页、第623页、第263-264页、第623页、第624页、第622页。
如果不予查询却仍然与受领人就该物交易，构成恶意，只要给付人不追认该物的买卖合同，法律就不会使其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其实，不但此类坚强有力的理由不存在，还存在着如同上述的和下文所述的不利于折衷说的现象。）不仅解释法律是这样，需要"预定及返规的过程可以多次重复"，（注：[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学生版），陈爱娥 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98页、第97页、第98页。因此，只要无效、撤销、解除等中无特别规定，就应当适用有关的上述规定。因为如果承认"恢复原状"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系各自独立互不包含的概念，则在某些案件中，只有"恢复原状"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用，甚至加上"赔偿损失"，才能够恢复到当事人之间原来的法律关系状态。（注：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198页、第199-200页。
显然，于此场合，给付人和受领人就给付物的返还没有达成物权合意，自然不存在物权行为。如果采取物权立即复归说，这里是给付物所有权等于未曾移转，不承认存在着物权变动，就更无必要以交付或者登记为要件了。
（注：[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学生版），陈爱娥 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98页、第97页、第98页。）笔者感到，该债权请求权说明示了或暗含着几个观点，一是合同解除产生的给付物返还属于一类复原性物权变动。
（30）这与合同无效的情形非常不同。（1）在我国现行法上的违约解除场合，给付物返还是否作为一种类型的物权变动，需要慎重行事。
）于是存在着复原性物权变动，只有将给付物返还与给付人（动产场合）或将给付物复原登记（不动产场合），给付物所有权才会归属于给付人。只要受领人继续占有着给付物或者给付物已经登记在其名下，且尚未付清价款，就构成利益为占有给付物的不当得利或者利益为给付物登记的不当得利。（注：Enneccerus-Lehmann, Recht der Schuldverhaeltnisse, 15. aufl. , 1958, s38/Ⅱ。（注：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所以，只有把此处的"恢复原状"解释为给付物的返还，动产场合移转占有，不动产且已经办理移转登记场合予以"复原登记"，才符合逻辑。三、解除有无溯及力的设计及思维进程 1. 思维方式的利与弊 有的学者批评将溯及力与恢复原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指出，以溯及力为前提虽然可以得出回复原状的结论，但恢复原状并非只能建构在解除具有溯及力的基础之上。
合同解除无溯及力的场合，不会存在物的返还请求权，只有债权请求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注：具体内容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39-539页。
""合同关系的消灭当然也就是各个合同债权与债务的消灭。转引自[日]铃木禄弥：《物权的变动与对抗》，渠涛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解除是否不可分，就被解除合同的范围而言，非不可分。在不奉行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的背景下，只要采取直接效果说，物权立即复归说在逻辑上就十分顺畅。二是此类物权变动由法律行为引起。）笔者认为，这种倒果为因论至少存在着如下问题： 第一，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客观世界中的规律是复杂多样的，因果律只是其中的一条，此外还有同步性（ sychronicity） 原则等。
（2）在我国现行法上的违约解除场合，给付物返还不宜被解释为由法律行为引起。如果存在着物的返还请求权，同时也成立着占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二权呈现着竞合关系。
⑤给付物的返还有无公示的必要。就是说，在《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效果方面，折衷说在逻辑方面不如直接效果说。
以往我们对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的确定，逻辑进路本身就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这与折衷说的要求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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